释迦牟尼佛舍利
    ● 梁武帝舍身兴佛法

    萧衍对佛教的支持,表现为两大方面:

    一是亲身修佛,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。

    萧衍本人归佛后,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,他颁布了《断酒肉文》,禁止僧众吃肉,自己也行素食,到了晚年,他经常日食一餐,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。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,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。他又颁布《断杀绝宗庙牺牲诏》,禁止宗庙的牺牲,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,但他坚持推行。他还正式受戒,据《续高僧传》卷六记载,他于天监十八年(519)“发宏誓心,受菩萨戒”(《慧约传》)。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,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,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。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(547)三月,历时一个月,所花赎钱为“一亿万”,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。

   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“义学”一类的,他对佛经很有研究,尤重《般若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法华经》等,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,召开各种法会,开设过千僧会、无遮大会。中大通元年(529)开设的无遮大会,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。他的佛教撰述,则有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》(现仅存序)、《三慧经义记》(《三慧经》本是《摩诃般若经》中的《三慧品》,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,因而单独列出)、《制旨大涅槃经讲疏》、《净名经义记》、《制旨大集经讲疏》、《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》(均佚),另著有《立神明成佛义记》、《敕答臣下神灭论》、《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》、《断酒肉文》、《述三教诗》等,均存。

   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,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、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槃佛性说结合起来了,他本人是属于涅槃学派的,主张“神明成佛”,所谓“神明”,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,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,“神明”也就是佛性。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,认为儒、道二教同源于佛教,老子、孔子,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,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三教可以会通,同时,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,都是教化人为善。

    除了自身奉佛,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。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,非常支持,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,所译经典,又请宝唱等人写疏,他甚至“躬临法座,笔受其文,然后乃付译人”(《僧伽婆罗传》,《续高僧传》卷一)。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,只是因为侯景之乱,真谛的译事难申。

    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,宝亮、智藏、法云、僧旻等人,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。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,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。他还广造寺院,所建寺院,有大爱敬寺、智度寺、光宅寺、同泰寺等十一座,各寺铸有佛像,大爱敬寺有金铜像,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,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,同泰寺有十方银像。

    在萧衍的支持下,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。萧衍之后,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。